然而，高杠杆扩张埋下的隐患在2017年集中爆发。万达商业负债率飙升至70%，海外资产占比超过20%，在政策调控和流动性危机下，曾经的“商业帝国”摇摇欲坠。王健林不得不“断臂求生”：637亿将13个文旅项目和76家酒店甩卖给融创、富力，创下中国地产史最大单笔交易；美国AMC院线、英国游艇公司等海外资产被腰斩抛售；国内核心资产更是经历多轮抛售，37家万达百货以19.5亿卖给苏宁，30余座万达广场陆续易主。这场持续数年的资产大甩卖，本质上是用“卖血”换生存——截至2025年3月，万达累计被冻结资产超60亿元，大连合兴投资98%股权的冻结，更直接威胁到万达集团99.76%的控制权。
绝境中，王健林将希望寄托于“轻资产”转型。2017年提出“去地产化”战略后，万达商管从物业持有者变为管理输出方：投资方出钱建设，万达负责选址、设计、招商、运营，按比例分成收益。这种模式让万达在2024年新开的25座万达广场中，21座为轻资产项目，运营成本降低30%，租金收缴率保持99.5%以上的高位。但转型背后是对赌协议的压力——若2025年未能完成IPO，需向太盟投资等机构回购股份并支付12%年息。为解困局，他甚至将大连万达240万股质押给自家子公司，被外界视为“左手倒右手”的无奈之举。
商业战场之外，家庭层面的权力交接同样暗流涌动。儿子王思聪从早年的“娱乐圈纪委”逐渐转向低调创业，2023年成立上海熊猫互娱涉足电竞直播，王健林通过万达体系为其导流资源。2024年，王思聪抛售上海豪宅和红色劳斯莱斯，被猜测为移民做准备，而王健林将万达文化集团1.2%股权转让给儿子的举动，又暗含对家族传承的复杂考量。当万达60%股权被阿联酋资本收购，这个曾经纯粹的家族企业，权杖已悄然向国际资本倾斜。
站在2025年的节点回望，王健林的三次关键决策贯穿了他的商业生涯：2000年转型商业地产，避开住宅红海；2017年壮士断腕抛售重资产，避免成为“第二个恒大”，2024年押注轻资产，试图用管理输出重构商业模式。这些选择让万达在房企暴雷潮中幸存，却也让他个人财富缩水80%，企业控制权逐渐旁落。当他再次出售万达酒管24.97亿股权时，这个动作不再只是商业决策，更像是一代地产枭雄对时代的无奈妥协。
从“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”的草莽英雄，到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的求生者，王健林的沉浮史，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政策与市场夹缝中挣扎的缩影。他的故事印证了一个时代的逻辑：在房地产黄金年代，胆识与机遇能造就千亿帝国；而当潮水退去，曾经的扩张神话终需面对现实的重量。如今，71岁的他仍每天7点到岗，在万达总部的办公室里，继续书写着属于他的商业传奇。这或许不是一个胜利者的故事，但绝对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传奇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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